浙江桐乡“三治”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2015年2月8日星期日背包客必备

　　浙江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成立后，通过自治和、德治相结合实现了当地民宿的有序发展，图为挂上了“乌镇人家”LOGO灯箱的民宿 朱碧华 摄

　　中新网桐乡2月5日电 题：浙江桐乡“三治”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

　　记者 严格 赵晔娇 见习记者 吴洪

　　乌镇名满天下，但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孙晓东以往走在大街上，很多旅馆老板见了他都赶紧拉卷闸门。那时，遍地是无证经营的家庭“黑旅馆”，安全卫生、恶性竞争、恶意宰客，投诉不断，孙晓东不得不经常带队“打黑”，忙得焦头烂额还是顾此失彼。

　　现在事情有了转机，自从浙江省桐乡市开展德治、、自治“三治”合一工作后，孙晓东他们转变思，试行让100多家旅馆老板们依法组织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，自己管自己。

　　家庭旅馆一旦打出“乌镇人家”招牌，就必须严格遵守国际旅游区管委会与当地消防、卫生等部门联合制定的标准。此外，协会对会员旅馆收取金和一定的管理费，没有规范经营的旅馆将受到处罚，屡教不改的将被取消会员资格。现在一家旅馆待客不周，周边业主都会群起而攻之，因为这是在砸大家的饭碗。如今，“乌镇人家”已经成为乌镇住宿一张金名片，在大学生背包客中享有盛誉。“现在大家看到我，都要倒茶招呼。”孙晓东说，从家庭旅馆业他们开始总结经验，准备组织夜宵摊主协会、三轮车夫协会，通过三治模式去管理这些长期不好管也管不好的行业。据悉，浙江桐乡率先推出的“德治为基、为要、自治为本”的“三治”建设，旨在建立“以评立德、以文养德、以规促德”的德治建设体系，“严格执法、司法、全民守法”的建设体系，“管理、服务、监督”的自治建设体系，从而健全“党委领导、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参与、保障”的社会治理新格局。“我们希望找到化解社会转型时期种种疑难杂症的新药方。”桐乡市委卢跃东这样说。目前，“三治”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。2014年，浙江省委夏宝龙在浙江省工作会议上称，要进一步健全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。高桥搭建“三治”平台 聚民“智”“惠”民生桐乡“德治、、自治”三治合一最先的试点是高桥镇。2005年，高桥镇还是桐乡市多项指标排在倒数几位的贫困镇。到了2010年，高桥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高速和高铁的“双门户”乡镇。随着规划的落实，大规模的融资和土地的征迁工作也开展起来。“在大手笔运作时，出现了一批社会问题”，高桥镇前任党委蔡立新说，对于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，大规模的土地征迁当属头一桩让农民难以接受的事，“村民都困惑：不种粮食了，我能干嘛？”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新时代，桐乡市也和全国上千个县域一样快速进入城镇化、工业化的快车道，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进一步解体，也随之涌起许多社会问题，亟需新的社会治理体制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布局内容之一。桐乡市委卢跃东认为“三治合一”的和中央提出的“社会管理”向“社会治理”转变的思想吻合。而最适合推进这项工作就是正在快速城镇化的高桥镇。2013年，作为试点的高桥镇率先开始探索。“‘三治’是一个，需要找到一种载体”，高桥镇前任党委蔡立新说，经过反复研究，终于推出了百姓参政团、评判团、百事服务团这三个基层治理平台。随后，“三治”工作就在这三个平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。首先就把头疼已久的拆迁问题交给百姓参政团讨论。百姓参政团的固定团员是村中有的十几位村民，值得关注的是，还添加了利益相关者组成非固定的，让人们充分表达利益。桐乡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桐斜线，在高桥镇段却因沿的几幢房子久未迁走而显得窄小拥堵。多年来，高桥镇党委、一直想拓宽桐斜南段。征迁时，却因这几户人家提出条件这远超出现有的征迁政策，一度陷入僵局。最后，交给百姓参政团讨论这项工程，过高要求的居民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，最后被大家同意拆迁。随后，百姓参政团又讨论解决了拆违章猪舍、治理榨菜污水等问题，逐渐形成了一种参与整治决策的常态机制。百姓参政团让决策集聚智慧，而评判团则直接把一些法律法规难以管好的不良现象交由评判，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、规范自己、管理自己。评判团的徐元明说，以前越丰村的村民都爱在房前屋后种点菜，搭个棚子堆放杂物，搬进新区房子后仍难改这一。评判团的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村民，他们出马的力比村委会还要好。“村民自己也感到拉不下面子，马上就把棚子撤了”，徐元明说。“三治”工作，除了一手抓“治理”，另一只手更注重“服务”于民。百事服务团就是高桥镇为了便民利民而搭建的服务平台，如此发动群众服务群众的新型治理模式，有效调动自治积极性，减轻工作负担，也深得。“三治”开展，老百姓是最大的受益者，如今，P垫底的高桥镇迅速发展，在三治工作的推动下，高桥的紧紧牵牢经济的“牛鼻子”，如今已“逆袭”进全市前三名。蔡立新还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：“大事一起干、好坏大家判、事事有人管”。“三治”模式遍地开花 因地制宜频频创新随着高桥镇试点成功展开，“三治合一”在桐乡市也如火如荼地推广，每个地方还根据各自的特点对高桥模式因地制宜进行创新。凤鸣街道组建了覆盖全街道的“三团一站”，在原来的百姓参政团、评判团、百事服务团基础上，增添了村民驿站。为了让推向基层，村民驿站建立了网格化服务，凤鸣街道共成立法律服务队11支，驿站62个，队伍人数达到482人。除了定期给村民进行各类宣传，还免费给村民提供法律咨询和调解纠纷。新农村的顾春华是该村村民驿站的一名宣教人员。不久前，一名包工头由于意外导致其工地一名人员死亡，但谈及赔偿问题，他的抵触情绪很大。顾春华知道这一情况后，及时与街道司法部门一起去给这个包工头做思想工作，最终让他与对方家属达成和解。“以前这里‘逢死必闹’，死者家属动辄将死者遗体抬到医院门口闹，医院院长、部门、事后协调往往是火上浇油，很难成功。”凤鸣街道党委副郁欢感触地说，现在这个局面已不复存在。如今，哪里有矛盾，驿站服务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，他们“用情帮、靠理疏、依”就像雪中送炭一样，很快就能化解矛盾。据统计，自设立村民驿站以来，至今已调解各类纠纷32起，接受咨询200余人次，各类宣传受众人数超过2万人次。“原来村民找律师都嫌要花钱，打官司更是怕麻烦，建立这个驿站，就是让老百姓看到律师就在身边”，桐乡市市委副、委蒋说，通过基层贴身贴心的法律服务，是很多社会隐患得以及时处理。不止凤鸣街道，在桐乡的各个乡镇，“三治合一”的“集结号”已经吹响。梧桐街道环南社区也不落人后，亮出自己的自主创新的“作战图”——“三五”工作制。形成了“5号我计划，15来自理，25环南行”的网格化常态工作机制。千年水乡乌镇在开展“三治”工作时，则保持了旅游名胜区的“本色”，发起志愿者建立了一支找“碴”队伍一起来找碴，让村民成为“文明旅游”的督察员，这为乌镇打造“中国旅游第一镇”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。目前，“三治”工作已经在嘉兴市全面铺开，还得到了浙江省级层面的关注。2014年，浙江省委副、委王辉忠也到桐乡调研“三治”。他还在该省工作会议上称，要进一步健全德治自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。桐乡“三治”“总策划”的卢跃东有自己的一本经：“三治”建设的出发点是增强基层党委的执政能力，落脚点在于想尽一切办法好、保障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“三治”吸引专家频频点赞 称是枫桥经验升级版桐乡“三治”工作打响“攻坚战”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不小轰动，还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专家来到桐乡调研，这种新时期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更是被频频点赞。长期调研桐乡“三治”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认为，桐乡“三治”的社会治理模式探索正是对“枫桥经验”的继承和创新。“枫桥经验”是20世纪60年代初，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“发动和依靠群众，矛盾不，就地解决。实现捕人少，治安好”的社会管理模式，后来成为的中国经验。郁建兴指出，“从诸暨枫桥的‘小事不出村，大事不出镇，矛盾不’到桐乡高桥的‘大事一起干，好坏有人判，事事有人帮’，高桥经验摒弃了‘枫桥经验’可能存在的‘捂盖子’弊端，创新思从社会管控转向社会治理。”郁建兴进一步阐释，在社会治理的新和新思中，减少社会问题、解决社会矛盾需要社会的参与。“一起干”、“有人判”、“有人帮”体现了一种邻里守望、自决、社会自治的愿景。这样的社会管理，不仅降低的成本，而且更体现了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：让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。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也认为，“三治”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决策的运作置于“阳光之下”，打开决策大门让老百姓参政议政，给各种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务实有效的协商平台，为决策增加科学性，也获得了广泛社会认同和理解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也称，“德治、、自治最终都统一于‘人’这个核心，都是为了激发人的责任感和参与活力，促进人与人和谐相处、社会安定有序。”“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，难点也在基层，桐乡市对于‘三治合一’这一基层社会治理重大命题的探索，显示出巨大潜力，给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带来了全新价值和深刻。”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、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杨建华如此表示。郁建兴认为，桐乡“三治合一”为当下转型期的社会管理带来制度变革的探索，也为全国2000多个县域带来可复制、有价值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。(完)免责声明：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与环球网无关。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，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、文字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或承诺，请读者仅作参考，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