背包客
RSS订阅 | 匿名投稿
您的位置:网站首页 > 背包客必备 > 正文

从招待所到Airbnb:在中国出行住宿的四十年

作者:佚名 来源: 日期:2022-6-14 21:34:24 人气: 标签:背包客栈论坛上不去

  (爱彼迎)宣布,将暂停在中国的所有房源和体验,仅保留出境游业务。这一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首,许多Airbnb的老用户都纷纷表达了遗憾与不舍之情。2016年,Airbnb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,加之美团、小猪等众多本土民宿平台迅速发展,民宿如今已成了越来越多中国人的出行住宿选择。人们通过民宿平台认识有趣的房东,收获“

  仅仅在40多年前,中国社会还高度人口流动,“旅游”被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1978年,50个上海人坐一辆公共汽车,悄悄去往苏州游玩,在当时他们没人敢说是外出旅游,而是“散散心”。那时,人们的出行住宿需要公家介绍信,旅店更谈不上有什么多样选择,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焕焱曾在采访中提到初期的旅店数量:“1978年我国饭店137家,15539间客房,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有宾馆和招待所。”

  如今,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。从此地到彼地的过程中,人们也有了更多的住宿选择。回望四十年来的中国出行住宿故事,我们或许能从中窥见背后意味深长的时代变迁。

  80年代初,人们需要公家介绍信才能入住招待所,要是没有介绍信,不仅无法住宿,甚至可能被当成“盲流”。招待所的规矩很多,开饭、打水、锁门等都有时间,有的进出门也要出示证明。有人曾回忆80年代进京的过程:在站出站台口,有块“市旅店介绍处”的招牌,出差的人都在此排队,手拿介绍信给工作人员检验。具体住哪家招待所也无法自主选择,工作人员检验后会递出一张单子,写着招待所名字。只有拿着介绍信和这张单子,你才能到指定的地方住宿。

  对公家介绍信的硬性要求,也意味着普通进城农民很难有机会住进招待所。作家高晓声在1980年发表小说《陈奂生上城》,讲述了农民陈奂生住县城招待所的故事。进城做买卖的陈奂生,因为身体不适昏倒在车站,县委过发现了他,将他安排在县招待所休息。那是陈奂生45年人生里第一次住招待所,苏醒后他环顾四周,“原来这房里的一切,都新、亮澄澄,平顶(天花板)白得耀眼,四周的墙,用青漆漆了一人高,再往上就刷刷白,地板暗红闪光,照出人影子来……再看床上,垫的是花床单,盖的是新被子,雪白的被底,崭新的绸面,呱呱叫三层新。”在高级招待所里,陈奂生坐立不安,“他知道自己身上(特别是脚)不大干净,生怕弄脏了被子……”“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,走近去摸一摸,轻轻捺了捺,知道里边有弹簧,却不敢坐,怕压瘪了弹不饱。”

  招待所之夜花费了陈奂生五元,这对普通农民来说实在价格不菲,但他最后还是老老实实掏了钱,一边心想:“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,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,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?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;他一个农业社员,去年工分单价七角,因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,这不是开了大玩笑!”但等他丧气地回村后,却因为坐过县长的车,还住过5元一晚的招待所,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友好多了,村里的人也都高看他一眼,“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的满足,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。”

  到了90年代,越来越多的宾馆建了起来,对经济状况较好的人群来说,招待所相形之下成了次一等的住宿选择。金宇澄的小说《繁花》中讲述了沪生、阿宝、俞小姐等一行人从上海到苏州游玩一事。去到苏州发现,当地朋友安排的住宿简陋,“基本像招待所”,俞小姐受不了,吵着要回上海,最后才搬去了当地最好的苏州大饭店。

  “基本像招待所”的是什么样呢?剩下没搬走的四人夜里想散散步,却发现大门上了锁,在大厅喊服务员,“招呼许久,总台边门掀开一条缝,里面是女声,讲一口苏白,吵点啥家,成更半夜。陶陶说,我要出去。服务员说,吵得弗得了。陶陶说,开门呀,我要出去。女人说,此地有嘅,除非天火烧,半夜三更,进出。”看到服务员不肯放行,一行人继续嚷嚷许久,最后,“门缝里慢悠悠轧出一段苏州说书,带三分侯莉君《英台哭灵》长腔说,要开门,可以嘅,出去之嘛,弗许再回转来哉,阿好。”等都同意了,服务员才“静了一静,一串钥匙响,一个蓬头女人,拖了鞋爿出来,开了门。”

  最后,几人在外逛到深夜,终觉累了想回房休息,却发现招待所大门早已层层上锁,进去比出来还难。他们只好在外坐了一整夜,熬到天亮才得以进门。

  当年的旅舍不仅有门禁,还会清查所谓的“不正当男女关系”。贾樟柯的电影《站台》里便出现了这样一幕: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夏天,在外演出的张军和钟萍在小旅馆开了一个房间,被突袭的抓住,之下,张军承认和钟萍只是男女朋友,没有领结婚证。他们差点被当罪处理,最后在其他同事调解之下,才终于让步,但一行人的演出活动也随之终止,只好行李回汾阳。

  直到2000年,《华声报》还刊载过一则社会新闻:一对华裔美国夫妇到探亲,因为没有结婚证,被宾馆同住一个房间。记者采访了当时在国际饭店工作的胡伟,据他回忆,夫妻不准的规矩产生于80年代,那时上级单位经常饭店经理:“不要出事,尤其不要出丑事。”“丑事”即指“不正当男女关系”。胡伟说,那时饭店每天都会派专人,把入住客人的登记表(内有年龄、身份、几人什么关系住一房等)送到审查。也会隔三差五地到饭店搞突袭。“有一天晚上,他(胡伟)曾把一个客从温柔乡里大声喝起。不仅让对方缴了罚款,而且‘还让他在里地表示要’。”

  在那时,各大宾馆都会悬挂入住须知,其中一条便是:男女,必须出示结婚证。《华声报》此文的记者评论:“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,这绝对是天经地义、顺理成章的:男女而居,自然得是夫妻,自然就要看看结婚证。拿不出来才脸红呢。”这位记者也描述了2000年初期人们慢慢转变的观念:“中国不少饭店经营者今天的真实看法是:男女之事,不管夫妻也罢,情侣也罢,露水鸳鸯也罢,都是个人隐私。而对饭店来说,第一位的是客源。”

  前,能够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往往是国家层面往来的的官员与专家。外宾来华后,衣食住行主要安排在为数不多的迎宾馆(国宾馆),比如的钓鱼台国宾馆、上海的西郊宾馆等。然而,随着1961年后中苏关系破裂以及“”到来,前来中国的外宾人数一度减少。中国研究学者傅高义曾在《主义下的广州》一书中提到,当年专门接待外国人居住的友谊宾馆有3000多张床位,但在“”期间经常只住了三十几个人。

  尽管入境行的旅客在之前很少见,但有一批来自中国地区的背包客在层层审批后曾经入境旅行。“观察者网”曾挖掘到当年“背包客栈”论坛上一位名为Waising Lau的游客的游记,记录了他在1973-1983年间5次游历中国内地的故事。他回忆,那时中国内地之外的旅客住宿要先到当地报户口,在旅客的介绍书上盖章。“那年代里,港客在中国内地每个地方,回乡介绍书副页上要在或住宿宾馆代为盖印,日期不能够中断或欠缺,在火车上过夜也要保留车票,留待过海关需要时验证。曾有朋友在深圳过关时欠一日没盖印,要他实时返回原地盖印,迟了几天才回到。”在1976年的广东肇庆之行中,Lau住宿在普通中国人住的旅店:“租金每日费用极廉宜,房间设有单/双人床/上下格床等选择,面积狭窄设备简陋,床褥帔铺颇算清洁,天花吊了盏25瓦特灯泡,令房间光线不足。每张床都设有蚊帐,卫生间就设在房外。”

  在1978年的广州之旅中,Lau住宿的招待所条件明显比两年前好了很多,与之相应的是时代氛围的慢慢松动:“1978年在广州某招待所住宿,房间设置旧款式铁造碌架床,木质窗框有木栅栏,一张旧式木材书台,放了二瓶当时最佳回手信‘金白兰地’。在左面是来探访的广州朋友,看她穿着当时最时髦少女衣裳,不再是深色上衣,戴有手表面带笑容,大家谈天说地整夜呢!话题已厌恶,只想知道外面世界怎么样。”

  后,外国人进入中国“行”慢慢成为可能。1986年,美国作家保罗·索鲁从伦敦出发,搭乘火车来到中国。他的游记《在中国大地上》曾提到当年住宿的一段经历,那时外国人来华需要住指定酒店,价格与中国人差异很大:“由于事先已有所安排,并且只有指定的酒店才能接待外国人,我住进了燕翔饭店,房费是每晚160元。小彭去了他说的中国旅馆,那地方没有正式名称,但有门牌号码,一晚上只要三块钱。这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无论是餐馆或商店,还是博物馆门票和展览入场券,或者公交车、出租车、飞机和火车,他们奉行的都是双重标准,对于中国人和老外是分开定价的。”然而,中国人和“老外”的区别似乎并非按国籍区分,索鲁写:“海外华人则属于另外一类,一个自出生起就生活在的华裔美国人,就算不会说普通话,也不会被当作是外国人。商务人员和访客又是另一类,可以享受某些。”

  意大利摄影师老安(Andrea Cavazzuti)的中国之行似乎比保罗·索鲁享受了更大的度。老安在1981年到中国留学学习汉语,他曾经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义,用复旦开的介绍信坐火车到成都,再偷偷溜去了昆明、南宁和海口。“到了三亚海边唯一的高级招待所,不让住,让我们回去,其实没法回去,所以在外头磨蹭到天黑。”后来,他找到了朋友住的海边平房,让他藏一夜,“半夜三更,一个握着手电筒进来了,地说我们跑不了,不能住那。我们确实跑不了,那时候哪也去不了,我们是既成事实了。后来叫醒前台,前台叫醒客房部,给我们了一间漂亮的平房。”

  有些时候,老安住进中国普通的招待所,并没有惊动。他在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采访中提到,那时候人们的隐私意识很弱,招待所的房门都没办法上锁,到点了,服务员就会进来打扫卫生。“有一回老安继续装睡,被服务员紧紧地裹在被窝里面。他毫无所谓,不觉得被惊扰,除了爬出来稍费点劲,反而觉得是在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,心里很温暖。”

  到了2001年,美国作家何伟独自驾车从出发,沿着长城到甘肃与青海等地,他的《寻中国》记录了这段旅行。那时外国人自驾游还很少,属虎的属相婚配表作为记者,按他需要提前报备,但他跳过了这一程序。为避免注意,何伟在出发前准备了一顶帐篷,在日落后使用帐篷,天一亮就动身出发。一天午夜,他突然感到帐篷被,惊吓里一下坐起身,“我摸索着拉开帐篷的门帘,往外看了看,才意识到是一轮圆月升上了地平线。”“那一刻,我静静地坐着,等着我的恐惧平复下来,听到的,只有风声,以及自己碰碰的心跳声。”

  如果需要在小镇上停留,何伟就会尽量选专门接待大货车的旅馆,因为那里没有向的登记表。太久不能洗澡,他就在街上找个理发店洗洗头解决问题。到了陕西榆林,何伟还是去了当地的宾馆住宿,刚开好房间,就找上了门。“我向他道了歉,并告诉他,今后我一定提前申请。‘我明天就走,你看行不?’我问他。他那似笑非笑的脸绷得更紧了。‘恐怕你现在就得离开,’他说。‘我能吃了午饭再走吗?’‘抱歉,’他回答道,‘马上离开。’”

  1978年,中国的入境游客数量达到180多万,超过了前二十年的总和;到了第二年,这一数字激增到420万,而国内有接待资质的宾馆却远远不足。1979年广交会期间发生了住宿“爆棚”、来华商人们对旅舍条件不满的情况,逐渐重视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宾馆。80年代初期,一批国际饭店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建立了起来。

  这些国际饭店雇佣了一批外国专家做设计与管理参考,条件优越。有报道曾提到,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夏伟(Orville Schell)在1983年是这样描述建国饭店的:“壁毯覆盖了每一面墙,客房内是成套的窗帘、床单,印着的植物图案让你联想到的不是中国,可能是遥远的格陵兰岛……特大号的床是美国进口的,彩色电视机、空调、拨号电话和有着金色链条的美式吊灯,推开移门走到阳台上,你能看到饭店花园中水池里喷泉的波光粼粼……似乎中国已被甩在了身后,你进入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”

  夏伟注意到,在当时,能进入国际饭店的只有外籍人士和官员,大部分普通人都被在外。“私家车司机站在喷泉旁等待着小费,一旁站着的是普通百姓,他们透过落地窗向内凝望着明亮的大堂。”建国饭店的创始人陈宣远那时向夏伟坦言:“如果我让打开大门,数千人会涌进这里只为了喝一杯茶,然后就会四处闲坐,吹着免费的空调打发掉一整天的时间。这样没办法做出一个一流的国际饭店。”

  第一个打破规则的国际饭店是广州的白天鹅宾馆。1983年建成时,它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,许多外宾来华都会入住此处。1986年,广州轰动一时的新闻是英国女王访华,入住白天鹅宾馆。评论员陈扬当时写到:“托女王之福,广州人第一次见到了崭新的劳斯莱斯,记忆中好像共有三辆。英女王到访当天,我也跑到人民北马边拍照片了,底片至今还在。哇,好威风!车怎么漂亮自不用说,司机头戴,手戴白手套,这些在国门刚刚打开之际看来是多么地新鲜多么地震撼!”

  白天鹅建成后,投资人主张宾馆应与国际接轨,对全部市民,但几乎遭到了一致反对。酒店副总经理彭树挺说:“我们都想不通。‘四门大开’,就很容易搞了,既担心客人安全又担心设备损坏。”最后白天鹅还是对所有顾客了,前面两周洗手间的卫生纸和小香皂耗费巨大,之后慢慢恢复了正常。此后广州市民即便只是穿着T恤拖鞋,也能进入国际宾馆喝茶,其他地方的宾馆也随之逐步向普通人。的那句“都说好,是什么?一看白天鹅便知”,流传一时。

  90年代之后,旅行与流动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常态,人们逐渐不再需要介绍信入住招待所,跨省流动也不必层层申报,情侣更不用面对随时破门的。1998年,广东省旅游局将“青年旅舍”这一概念引入国内,到2017年,全国的青旅已经增加到三百多家,一方面降低了旅行成本,也让互不相识的人共同分享旅行体验。2008年,Airbnb在美国创立,其构想的住宿模式改变了全球酒店产业。从此,我们能短租自己的闲置房间,旅行住宿也不必再依赖宾馆与酒店,而是能选择兴趣相投的个人房东,入住有本地特色的房屋。几十年后,当我们回望当年所问的“是什么”,或许会意识到它有一个更复杂的答案。

  

读完这篇文章后,您心情如何?
0
0
0
0
0
0
0
0
本文网址:
下一篇:没有资料
后院设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