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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1集团军老兵回忆:我们的芳华在文工团也在战场

作者:habao 来源: 日期:2018-2-3 19:21:25 人气: 标签:桂林奇峰镇部队

  看完电影《芳华》,廖胜辉一宿没睡着,满脑子想的都是过去的事。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。从1969年的普通战士,到2007年在原总装备部军事代表局的职位上退休,廖胜辉在部队服役将近40年。他曾随文艺宣传队四处演出,用歌舞诠释军人的浪漫情怀;也曾远赴西南边境浴血奋战,在炮火硝烟中目睹战士们的英雄气概。

  文工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。中国工农红军各级部成立了艺术部门,这就是文工团的萌芽。抗战开始后,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文工团,成为较早以艺术活动为主的军中专业性团体。解放战争时期,文工团的人员规模有所扩大,工作模式逐渐成熟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海军、空军部文工团成立,原先部队中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统一纳入文工团编制。文工团,有的从民间文艺团体选拔而来,有的直接从部队抽调而来,廖胜辉属于后者。

  我出生于1952年,在长大。父亲是位老,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1969年1月7日,正当同学们奔赴延安等地的农村插队时,我南下广东湛江参军了。当时,我还不到17岁,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学生,属于“老三届”。那时候参军可荣耀了,比考上、北大还光荣。

  参军之初,湛江鸭乸港有一项围海造田工程,我们部队和各地来的大学生参与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卸沙子。一船沙子有30多吨,沙子卸下来就装进沙袋,每袋200斤左右,装完往背上一放,一趟趟运到岸边,用来建堤坝。4个月的时间,我们总共卸了50多船沙子。

  我在中学时学过手风琴,在这里派上了用场。记得有一次,团里组织文艺晚会,我参加演出,拉了一首曲子,调子用的是王洛宾的《花儿与少年》,中间有一段四三拍,是舞曲一样的节奏,既活泼又优雅。当时,这首歌的作曲者王洛宾被了,他的作品不能公开演奏,我就把乐曲的名字说成《牧民热爱毛》。

  一曲终了,大学生们掌声不停,不让我下去,我只好行了个军礼,再拉一遍。第二遍过后,他们还是不停鼓掌,我只好拉了第三遍。这说明,大家对《花儿与少年》这种乐曲带来的浪漫感受太向往了。不过,那些流传更广的爱情歌曲,如《红莓花儿开》,我就不敢擅自演奏了。

  1969年10月,我们部队从广东湛江移防广西柳州,我也正式进入我们团的宣传队。那个年代的军队文艺工作团体,在集团军及以下级别的部队叫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,简称“宣传队”,在大军区叫“文工团”。大军区的文工团外出表演时,战士们也常叫他们“宣传队”。

  在团宣传队,我先是自己听唱片,然后把唱片编成简谱,琢磨完谱子后,再用手风琴。当时,上海音乐学院出了本教材——《作曲》,大概有砖头那么厚,我用半年时间把书读了一遍,还把题做完了,可以说是自学成才,哈哈!我编写了几十个节目,有小歌剧、小话剧、快板诗等形式。

  好多战友是江西、湖南来的,他们经常哼起家乡的小调。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,但能注意到其中一些细微差别,写歌时就抓住不同地方民歌的特点,再把那些经典旋律稍微一下,写进自己作的曲子里。这些歌曲可受欢迎了。我的手风琴技艺也突飞猛进,基本达到了专业水平。

  上世纪70年代是解放军员额最多的时期,曾达600多万人。这一时期,部队文艺演出团体数量多、编制多、人员多。各级文工团对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,不少会唱歌、跳舞、拉乐器甚至翻跟头的中学生,都被特召入伍。1970年4月,廖胜辉由团宣传队转入41集团军宣传队。

  我们的军宣传队总共有四五十人,不算多,集团军里的战友差不多都认识我们,我们算是明星了。我身高184厘米,一提到“拉手风琴的大个子”,战友们都知道是在说我。

  当时节目单里有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快乐的女战士》等器乐小合奏,这些曲子都非常受欢迎,常常返场演出。“台上一分钟,十年功”,一点都不假,一个节目要练好多天。我们和其他战士一样,也是听到起床号响就得起床。不过我们不用跑步出操,也不用站岗,而是在房一遍遍地下腰、踢腿、吊嗓子。我仍然负责手风琴演奏,还给舞蹈队的训练伴奏。

  在训练之外,少男少女之间自然少不了爱情故事,这些故事有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浪漫。“”期间,部队里谈恋爱是很犯忌的事情。尽管如此,我身边还是出现了三四对情侣。他们悄悄跑到附近的甘蔗地约会,一般我们不会去,甚至帮他们打掩护。

  这些情侣一旦被发现,后果很严重。我们宣传队有个女孩歌唱得很好,人也漂亮,和一个男孩好上了。接到举报,带着一帮人把他们堵在了甘蔗地里,最后那个男孩被宣传队,回老家了。

  部队组织到山区野营拉练时,我认识了一个高挑的部队女。每次相遇,她总是多看我两眼。有一次,她走到我旁边说:“你背手风琴太累了。”我点点头,心里很。因为山里走很热,走到半道就得脱掉棉衣,这个女孩子索性帮我拿着。后来她总帮我抱着棉衣,跟我并排走山。

  有一天,她突然给我写了一封信,前边大部分内容都是些正常的问候,但是最后突然冒出来一句“亲爱的”,把我吓了一跳。当时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想法,一看完信就赶紧把它烧了。后来我们就慢慢失去了联系。

  一年多之后,我觉得“吹拉弹唱”不利于进步,还是到野战部队更能得到锻炼,就主动提出离开宣传队,又回到了连队,从事军事训练工作,先后担任了班长、排长、连队等职务。

  但我并未从此远离宣传队。随后的几年里,我前后4次借调到军宣传队帮忙,通常一到两个月,有时3个月,工作内容还是文艺创作和拉手风琴。有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记得在广西桂林奇峰镇的某师部大礼堂里,我们几千名官兵迎候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访华团。在演出的最后,我们同台合唱《国际歌》,全场掌声雷动。

  “”后期,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”刮起。当时,我身边有一个叫李志鹏的节目编剧,被要求在节目里加入“批邓”的内容,他执行,还为此和一名领导起了争执。这名领导把李志鹏批了一顿。戏剧化的是,没过多久,“”,那名领导反被了。

  宣传队属于部队业余演出团体,文工团则是专业的。文工团的正式演员是干部,宣传队的业余演员是战士,随时准备上战场。1979年初,在中国西南边境,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。为增强兵力,41集团军宣传队在战前解散,队员补充到前线军宣传队的,回原单位;一入伍就在41军宣传队的女兵,则被派到了前线卫生所。这时,廖胜辉已是一名连队。在前线,他遇到了以前在军宣传队的队友。

  1979年的出境作战,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战争。巧的是,我父亲也曾于上世纪60年代在这里参加抗美援越作战。我在部队里算是干部子弟,有的战友不喜欢这类人,觉得这代表着娇生惯养,所以我非常忌讳他们提这个词。

  这也鼓励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。当时有一些所谓的“干部子弟”临阵脱逃,战前突然被调到了其他工作岗位,实在是给军人。我觉得,作为一个军人,首先就要有担当,干部子弟更要以身作则,为国家安定做贡献。我告诉我们营的全体战士,特别是干部子弟,临阵脱逃者严肃处理。

  上战场时,我们营的很多士兵斗志昂扬,边行军边唱歌。可上了战场不久,就看到一排排的担架往回抬,都是我军的伤亡官兵,血肉模糊。那些唱歌的战士一下“熄火”了,整个部队迅速安静下来,默默行军。

  我们也曾敌军特工队的袭击。他们长得跟广西边境的老百姓很像,一不小心就混到我们的民兵队伍里了。有一次,七八名敌军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,我们用手电一照,他们就躲了起来。突然一个人被我方战士击中,我们营的一名排长听到枪声就探出身来想看看,立即被敌军子弹击倒了。我过去扶他,一摸后脖子,血都是热的。

 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好战友李江生的。他上战场前刚刚结婚,妻子是福州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。这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子在骑自行车时,腿抬得特别高,一看就是跳舞的。作战期间,李江生和战友前去清剿一个山洞,敌方用火箭弹袭击了李江生一行的车辆。李江生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,遇袭后他让司机赶紧跑,自己留下来指挥撤离。没多久,他就被枪弹击中了。

  战后,李江生的母亲到烈士陵园祭奠他,他的新婚妻子给他献上了一个毛线织的花圈。当时毛线可是稀罕物。此后,他母亲每年都到广西的烈士陵园祭奠儿子。这位英雄母亲,当年丈夫在渡江战役时,遗腹子就是在江边出生的,所以叫“江生”。李江生的故事激励着我,有他这样的好战士,我军何愁不胜。1981年,我又一次参加西南边境作战。后来,我把李江生的故事写成了小说,现在还常拿出来翻翻,回想那段峥嵘岁月。

  战场上有血色也有亮色。广西的很多少数民族女孩子都想嫁给我们的战士。她们的表达方式就是唱歌给战士听。就这样,我们营成了好几对。

  参战前,我已经二十好几了,开始有了谈恋爱的想法。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,她是一名法语翻译。1978年的秋天,我们在见了3次面。当时正赶上,我觉语翻译这个职业将来有前途,比文工团的女孩子更稳定。回部队后,我跟她通过几次信。我母亲还送给她一辆凤凰牌自行车。我还给父亲留了封信:“假如我在战场上死了,我的东西都留给这个姑娘。”

  不过我们没能走到一起。因为没等我回到,她就在1979年4月写信和我断绝了关系。战友们替我打抱不平:“女孩子不是都往解放军怀里靠吗?她怎么反了?”我不怪她,她或许是出于对战争的紧张,加上当时陆陆续续有伤残兵回到,她的顾虑可以理解。

  战争结束后,我和父亲在柳州见了一面,喝了不少酒。我们是两代军人,谈到了战争和,也谈到了国家责任和历史,我们都为自己肩负过保家卫国的重担而深感自豪。当时,我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。现在看来,那真是意义重大,为创造了和平的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后,解放军经历了多次精简整编,部队文工团也压缩了编制。1980年12月,总政文工团撤销,所属团队分别改编为的总政歌舞团、总政歌剧团、总政话剧团,均直属于原总部。武汉军区、福州军区、昆明军区撤销,所属文工团一并撤销。和平年代,当年的战友各奔东西,但廖胜辉和他们一直没有失去联系。

  战争结束后,文工团几经变革,我们这批战友的发展也各不相同。举几个例子吧。我们41集团军宣传队有位军旅作家,笔名雷铎,写出了《男儿女儿踏着硝烟》《从悬崖到坦途》等著名的战争题材作品,写的都是我们经历的对越自卫反击战。他不久前去世了,只活到60多岁,是我们这批战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。很多战友前去悼念他,都哭成了泪人。还有一位廖怡,是41集团军宣传队的美工,他当年的代表作是《广州农动讲习所》。军宣传队解散后,他来到我所在的营部,我们共同作战。1985年,他去了《解放军报》美术组当组长,后来又回到了广州,到一本名为《花城》的当美术编辑。如今,年近八旬的他已经是岭南画派的老画家。他以战争为题材创作的绘画作品,我至今还珍藏在家里。

  也有一些战友投身商界,追赶的大潮。对越自卫反击战过后,跟我一起在宣传队里演奏乐器的罗章才,原本转业到了广东省惠州市文化局,后来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受到了处分,索性下海经商,去深圳贷款拿地。如今他是深圳的一名房地产商,业余还玩玩摄影。

  上世纪80年代初,有个18岁的新兵跟着我当通信员。不久,有人他作风不好,常把部队的书偷到自己的宿舍里,还带着我前去查看。我一看,果然有几本书在抽屉里保存着,书上还认真做了笔记。我觉得他的求知欲可贵,需要,就说:“鲁迅先生讲了,偷书不算偷。”帮他挡了处分。后来,他写出了《连队做战士思想工作一百问》,寄给广州军区部的报刊。编辑一看,如获至宝,觉得特别贴合战士的思想实际,于是据此写了一份内参。当时的总部主任看到后,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。我的这个通信员因此被授予“模范思想工作”的荣誉称号。如今,他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。

  至于我,后来的工作以写机关文件为主,给三任总参谋长写过讲话稿。工作期间,我接触了一些律师,对法律产生了兴趣,于是自学通过了司法考试,又去中央党校读了3年的在职研究生。退休后,我当了一名律师。

  刚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,我写的文书还带点文学色彩,同行都感到奇怪:“你的文书里怎么还有形容词啊?!”现在,从事律师这行的时间久了,逻辑思维逐渐占了上风,年轻时那种丰富的感性思维已经没有了,哈哈。

  不过,在宣传队用过的手风琴,至今仍在我家里挂着,有时我还会拿出来拉一拉。41集团军后来又成立了军乐队。2004年,新队员和我们这些老队员在广西柳州。因为室内空间小,我们干脆就找了块空地,冒着小雨举行了一场露天同台演出。老队员们大多年迈,表演的主要是诗朗诵和唱歌。我和年轻的手风琴手合奏了曲子。拉着琴,看着这些年轻人,我仿佛回到了那些美好的往昔岁月。

  2015年,习宣布裁军30万,军中的文体单位再次服从军事的大局,接受裁撤。大家也看到了,这几年,文工团“被撤编”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,文工团的正在慢慢褪去。我并不为此感到惋惜。任何事物均有始终,今天的世界已大不同于以前,思想交流和信息的方式丰富多彩,文工团传递信息、鼓舞士气的方式也要相应变化,缩编减员在情理之中。

  当然,过去我军的文工团、宣传队,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,他们的功劳值得铭记。老一辈演绎的《放下你的》《白毛女》,我们这一代表现的《红色娘子军》,后来年轻一代在抗洪抢险中创作的《为了谁》等等,激励了我军一代代将士的士气,抒发了一代代军人各具特色的爱国情怀。这些作品融入了新时代的民族性格之中。

  我仍然鼓励晚辈从事这份职业。从12岁起,我的小侄女就开始学习跳舞,现在是部队工作部文工团舞蹈演员。别看她是个“80后”娇美姑娘,她也和战士们一样,无数次上高原、登海岛、赴边关,正在把她的芳华融入祖国的国防事业。

  如果你问我,电影《芳华》给我这个打过仗的文艺兵什么感触?我的答案是:一代人有一代人的,每一代人的青春都灿烂过,也痛苦过,否则怎么叫青春呢?每一代人的命运都随时代起伏过,颠簸过,否则怎么叫命运呢?无论是哪一代人,都有值得留恋和回味无穷的芳华岁月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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