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为丰子恺的漫画，反映了时期旅客出行的情景。 现在坐火车非常方便，在网上订一张票，小包一拎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开始了。时期，人们出门就没这么潇洒了，那时候不光买票不方便，携带的行李也非常多。 首先要带一个大铺盖卷，这是当时人们出门的必备行李。时期的旅店大都只提供床，不提供被褥。即使有个别旅店提供被褥，被褥也是很脏的，所以稍微讲究点的人出门必带铺盖卷。梁实秋将旅行视为苦恼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需要带铺盖卷，他说：“出门要带行李，那一个几十斤重的的铺盖卷儿便是旅行者的第一道。要捆得紧、要捆得俏、要四四方方、要见棱见角，与稀松露馅的大包袱要迥异其趣，这已经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所能胜任的了。”铺盖卷里卷着的并不仅仅是被褥，齐邦媛的回忆录 《巨流河》里曾提到一个标准铺盖卷的构成： “用毯子包着被褥和衣服卷成一个椭圆形，反扣一个搪瓷脸盆，外面加一块油布，用粗麻绳捆紧。” 此外，很多旅客出门还要携带土特产、机等物品，学生要带文具、医生要带出诊用具、戏班要带戏服、测量队要带测量工具、画家要带绘画工具。这些物品到了火车站后都得有专门的搬运工负责搬运，到行李房过磅、起票，然后再搬进车厢。这些搬运工就是脚夫。 火车站里的脚夫从晚清时开始出现，最初的从业者是铁沿线的贫苦农民。很多临近火车站的村庄比一般的村庄要富裕一些，就是因为村民可以在火车站里做脚夫和小贩。铁沿线村庄为争夺脚夫生意而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，有些地方还特别，脚夫只允许贫民充当，不准富人从中渔利。 晚清时，脚夫不从属于铁，铁部门对他们的管理非常松散，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无序竞争和火车站秩序的混乱。1899年，日本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内藤湖南在天津站看到： “苦力和车夫们争着挤着要运行李，有的竟然进到车厢里边，其间的嘈杂难以言表。据说要是不小心把行李给了他们又疏于监看，马上就会被偷走。”这些苦力就是脚夫，他们没有统一编号，因而无法行李的安全。 时期，脚夫逐渐改为铁部门自行招聘，并加强了管理。如正太铁，充当脚夫必须满足几个基本条件：年龄在18岁以上、30岁以下；身体健康、无不良嗜好；认识阿拉伯字母、会写基本汉字。脚夫也有了统一的，大都是青衣红帽，因此他们也被称为 “红帽子” （脚夫戴红帽是国际惯例）。帽檐的两侧有白色数字，这是他们的编码，也是旅客识别他们的标志。 时期，脚夫的服务流程一般是这样的：旅客携带行李到车站后，脚夫上前迎接，接取行李。旅客将行李交给脚夫后，脚夫当即点清件数，并写在特制的纸牌给旅客，作为交接行李的凭证。此后，旅客去买车票 （当时的车票不预售，只能当时买），脚夫则扛着行李到行李房过秤。旅客买完票后，到行李房将票的等级和张数告知脚夫，脚夫将这些信息写在 “过秤票”上，旅客再拿着 “过秤票”去付款，并领取行李票。有些旅客不放心自己的行李，买完票后再亲自跟着脚夫去过秤。 脚夫的收入全靠搬运行李的件数决定。火车站大都会醒目地标明脚夫的服务费，如 “脚夫搬运行李由行李房至车上，或由车上至行李房，每件收取铜圆八枚”。按理说，明码标价的话，服务也应该简单明了。然而，很多旅客跟脚夫打交道的经历并不愉快。一是时期流行给小费，这成了脚夫的额外收入，要是不给或者给少了，他们会不停地索要；二是脚夫会看人下菜碟，对没钱的旅客态度冷淡，服务不积极，这就是所谓的 “脚夫慢客”。 翻开时期的文章，我们会发现，很多人对脚夫这个行当有不少怨言。朱自清在 《背影》里写道： “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。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。”郁达夫在 《移家琐记》里写到，自己有一次坐火车，因为带的行李多， “被无产的搬运夫，敲刮去不少”。1930年，有人在 《常识》开设专栏，专门提到了要和脚夫搞好关系： “对站上的脚夫，最好是按章给费之后，格外赏他们些酒钱。正费、酒钱勿合在一起，如是则他们知道你懂得章程，不敢额外。” 1934年，京沪沪杭甬铁管理局的一条消息道出了 “脚夫慢客”问题的严重性， “一般脚夫对于衣着阔绰之客人，往往趋之若鹜，因此等客人可多给钱钞也。至于三四等客人呼彼等将行李交行李房时，彼等则迟迟不前，互相推诿。或迳以 ‘你叫别人’ ‘等一息’等语答之。甚有对衣不华之客人置而不答或以白眼相加者。” 脚夫虽然由铁部门招募，但并不是正式的铁职工，待遇比较差。比如铁职工子弟可以免费就读铁下属的扶轮学校，脚夫则不享受这份福利。脚夫的工资也不在铁列支，而是靠力气挣出来的。虽然有不少脚夫向旅客钱财，但总体而言，这是一份苦差事，属于底层劳动者。 李子并供图 |